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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衛・派特森（David Patterson，第三章還會再次提到他）是一九八〇年代電子業蕭條大環境下的受害者。同樣，結婚、離婚、父母死亡等重大人生轉折所要求的說明也比慣例更為嚴肅。
慣例不會試圖提供充分的因果關係。一九八〇年代前半的繁榮時期，派特森的公司將他從加州辦公室晉升到紐約都會區當部門主管。事實上，關於九一一事件的初步理由多數屬於敘事的形式。根據提供者與接收者之間社會關係的不同，每一種理由的內容也會不一樣。
文：查爾斯．蒂利（Charles Tilly） 理由的種類 不論是政府官員、急救人員或是社區學院學生，人們向自己或他人說明理由時，不是為了追求普世真理、或前後一致而連貫的說法。每一種理由都會對社會關係施加影響，包括確認現有關係、修復關係、主張新關係或否認關係。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，景氣猛然下滑，公司收掉紐約部門，發給派特森四週的資遣費後，就解雇了他。比如說，針對同樣的疏忽、差錯或好運，你給出的理由可能可以說服公車鄰座乘客，但你的另一半不一定會買單。
因此不可避免地，敘事會弱化或忽視失誤、意料之外的後果，以及間接效應、漸增效應、同步效應、回饋效應、環境效應所帶來的影響。規範（codes）：關於法律判決、宗教懺悔或獲獎資格等行為的規定。
理由提供者與接收者在互相確認、協商或修復彼此之間的適當關係。「X對Z做了Y」這句話就能以簡單易記的方式表達事情經過。
這些行為者有時包含超自然生物和神祕力量，而他們的性格和行為能夠解釋事情發生的原因，例如以巫術來解釋不幸。一般來說，特例事件的理由會附帶些許辯護或譴責的意涵，例如：公司發給我的獎金比你多，是因為我工作更賣力、賣出更多臺電腦。我和露易絲・蒂利（Louise Tilly）之前想要複印十九世紀米蘭的一批重要而繁多的家戶記錄時，就遭遇到米蘭市政檔案主任會計師喬班（Ciampan）所提出的規範阻礙。他們時常採信膚淺、矛盾、不實或牽強（至少旁人看來是如此）的理由。敘事（stories）：面對陌生現象或像是九一一災難這種特例事件時，說明其中因果關係的解釋性敘述。法官、牧師與評獎委員會這種第三方，尤其注重依據準則來給出理由。
因此根據當下社會關係的不同，所適用的慣例也有極大區別。派特森一家（包含兩位青少年子女）搬到繁榮的紐約郊區時，孩子們適應得很辛苦。
技術描述（technical accounts）：說明前三者的結果，例如：九一一當天遭挾持的飛機撞擊世界貿易中心後，結構工程師、皮膚科醫師、骨科醫師對八十八樓的伊蓮・德區的遭遇分別會有什麼解釋。」於是我們只能辛苦地抄下那些記錄。
每種理由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。他們訴說的理由透露出自己以及聆聽理由者的關係。
這不會讓你比較好受，也不能緩和什麼痛苦，不過這就是我們的行事方式，你只能接受……否則你在這個環境中生存不下去……如果我回到職場，我還是會採取同樣的作法，也預期同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在我身上」。」）宗教、法律和榮譽制度滿載著理由，不過這些理由描述的是哪些行為何以符合現有規範，而不是造成某個結果的確切原因。其次，敘事包含鮮明的責任歸屬，因此可以用於道德評估：我獲得功勞、他被責備、他們對我們使壞。一開始，他堅稱只有市長能授權外人使用這些記錄，藉此打發我們。
第三，敘事端視當下的關係而定，因此關係不同，敘事也不一樣。首先，敘事可以重構、簡化社會過程，以便進行敘述。
儘管如此，對於自己的窘境，他只是向凱特琳・紐曼（Katherine Newman）提出一個規範理由：「政策就是政策，常規就是常規，這就是我們行事的方式，你在大企業環境中就會懂。對於遭遇重大挫敗或勝利、嚴重失態、共同悲劇或半夜聽到莫名聲響的人，如果只是告訴他們「這就是人生」，恐怕滿足不了對方。
當然，我們大家都曾咒罵過這些愚蠢規定，不過對於奉公守法的人來說，規範帶有必然、甚至是神聖的地位。（我在美國海軍服役時，我擔任一板一眼的補給出納官，負責訓練我的資深士官長艾德華・麥格羅蒂［Edward McGroarty〕常說：「沒有什麼理由，規定就是規定。
他們還會試圖根據當下的情境與社會關係來尋求理由，不過現在理由的重要性提升了。敘事符合講故事的主流模式。此外，敘事往往會精簡因果關係，其中通常只包含少數幾個行為者，他們的性格和行為卻會影響無限時空範圍中發生的所有事情。我真是笨手笨腳」就夠了，最好再主動提出幫你買一份新的報紙。
針對同一場輸掉的足球比賽，電視記者和球員彼此間的敘事並不一樣。這位小個子大步走到窗邊架子旁，取出一本大部頭的市政規範，翻開某一段表示：「檔案部門以外者，不得拍攝其內容」，他一手放在書頁上，一手舉在空中表示：「我奉公行事。
這四種說明理由的方式各具特點。後來他也找不到其他主管職位的工作。
慣例能夠主張、確認、修復或否認社會關係。由於第二項特點，敘事對事實的評估極為重要，也能解釋人們對其不光彩行為的敘事為何會不斷改變。
